“法官您看，我兒子是家里獨苗，我這把年紀了，老頭兒出車禍被撞的這么嚴重，兒子擔心我們，他能不趕回來照顧嗎？單是往返的機票、車票，交通費就花了三千多，家里開車跑醫(yī)院的油錢我還沒算呢！”張大爺?shù)睦习閮豪畲竽镞豁称睋?jù)，聲音滿是委屈與急切。

這是一起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件的第三次庭審現(xiàn)場。三個月前，司機王某倒車時不小心撞倒了正在遛彎的張大爺，這一撞，讓77歲的張大爺落下了十級傷殘。肇事者投保了交強險和商業(yè)險，本以為理賠順理成章，可承保交強險和商業(yè)險的兩家公司卻較起了勁——“傷殘鑒定得法院組織做，交通費里有非必要支出，得扣！”

“李經(jīng)理，經(jīng)過我們核實，張某確實是張大爺?shù)莫毶樱依锢先酥貍≡海瑑鹤于s回來簽手術同意書、跑理賠，這能算非必要支出嗎？”法官助理小張把票據(jù)攤在桌上，與保險公司代表一筆筆核算，“合理的我們要給算上，不合理的我們也不支持，交通費要根據(jù)實際情況酌情認定。”

保險公司的李經(jīng)理皺著眉反駁：“小張助理，不是我們刁難，條款里寫的很清楚，只認‘合理且必要的交通費用’，他兒子在周末坐飛機回來的，這算探親還是處理案件？”

“這事兒得掰開來看。”承辦此案的李法官接過話頭，“王大爺兒子在外地工作，周末回來既能照顧老人，又能對接案件事宜，難道非得工作日請假才叫‘合理’？老人家77歲了，身邊離不了人，咱們不能光摳條款，也得看看實情。”

這樣的“拉鋸”，在四次開庭中反復上演。第一次庭審，各方當事人均同意委托傷殘鑒定；第二次庭審，雙方吵到差點拍桌子，家屬說“你們就是想拖著不賠錢”，保險公司則強調“我們得對投保人負責”；第三次庭審，小張助理與四方當事人核對了一下午票據(jù)，光醫(yī)療費和交通費就核對了三個小時，連張大爺去做檢查中午吃盒飯的50塊錢都拎出來細細討論。

到了第四次開庭，李法官沒有急著敲法槌，而是語重心長的跟四方當事人說“咱們今天不聊條款，聊聊‘人’。”李法官看著在場所有人，“張大爺受了傷，躺了倆月，家屬跑前跑后沒睡過一個囫圇覺；保險公司按條款辦事沒錯，但條款之外，是不是也得有份體諒？肇事者也在這兒，您要是站在傷者家屬的位置上，急不急？”

這番話像一塊暖石，慢慢焐熱了僵持的空氣。保險公司的李經(jīng)理低頭算了會兒賬，抬頭表態(tài)：“所有費用先由交強險賠付，其他的合理費用我們能賠的都賠。車主買保險就是為了圖省心，保險公司按規(guī)定賠付就是要讓傷者放心。”

“那賠償款啥時候能到？”張大爺?shù)膬鹤于s緊問。

“十五個工作日內，我們一定把賠償款撥付到位！”兩家保險公司當場拍了板。 

簽調解筆錄時，李大娘的情緒再也繃不住了，她抹著眼淚道，“本來以為得打半年官司，沒想到這么快就解決了，錢還能這么快到賬。這心里的石頭，總算落了地。”

窗外的陽光透過調解室的玻璃，灑在那張簽滿名字的調解筆錄上。紙上的條款或許帶著法律的嚴謹與冰冷，可字里行間藏著的，是司法里的“熱乎氣”——不僅解開了糾紛心結，更暖了老百姓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