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門前打開手機App叫車，已成大部分城市年輕人的日常操作。這種先接受服務，再線上買單的消費形式，誠然方便了消費者，但萬一遇上“吃霸王餐”的乘客，網約出租車司機該找誰理論，這成為一道待解的法律難題。

　　近日，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了一起因網約車乘客“逃單”引發的平臺公司與出租車司機之間的中介合同糾紛案，對于司機向平臺索賠的訴求，依法判決駁回。生效裁判指出，平臺運營公司應當合理披露其持有的乘客個人信息，在客運合同項下，司機應要求乘客承擔相應的合同責任，平臺公司并無運費墊付義務。

11名乘客“逃單”共計178元

　　“去年1月至12月，我在某出行平臺接到‘快的新出租’業務派單并提供載客服務，其間共有11名乘客的11筆訂單，乘客選擇線上支付后至今逃單未付，未付運費合計178元。”據網約車司機張師傅陳述，他是按照某科技有限公司運營的網約車平臺指令進行載客，乘客發生逃單行為后，他撥打乘客電話號碼多次催繳無果，便要求科技公司提供乘客姓名、移動電話號碼、家庭住址等，均遭拒絕，致使其無法向乘客通過訴訟等方式維權，于是起訴請求法院判令科技公司支付運費178元。

　　科技公司辯稱，作為信息服務提供方，其僅提供居間服務，對于張師傅與乘客之間因客運合同產生的運費損失，公司沒有責任墊付，“而且張師傅要求我方提供乘客姓名、移動電話號碼、家庭住址等，已超出乘客個人信息收集、處理范圍，因此公司無須對張師傅維權未果擔責”。

　　一審法院判決支持了張師傅的訴求，科技公司不服提起上訴。二審審理期間，科技公司提交了張師傅在本案中訴及的11筆逃單乘客注冊時的移動電話號碼及訂單信息。

精準厘清三方法律關系

　   法院審理認為，本案有三個爭議焦點：首先，科技公司與張師傅之間的法律關系如何認定？在網約出租車平臺運營模式下，平臺運營公司向出租車司機、乘客報告訂立客運合同的機會并提供相應媒介服務，促成出租車司機、乘客之間成立客運合同關系；平臺運營公司與出租車司機、平臺運營公司與乘客之間分別成立中介合同關系，且是基于互聯網信息平臺提供信息媒介服務的新型網絡中介合同關系。

　   其次，作為滴滴出租車信息平臺的經營者，科技公司向張師傅負有的乘客個人信息報告義務如何界定？法官認為，平臺運營公司收集、使用乘客的個人信息，須遵循合法、正當、必要原則。根據《常見類型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序必要個人信息范圍規定》相關規定，科技公司主張其僅收集有乘客移動電話號碼、行程信息、支付信息，未收集乘客姓名、家庭住址信息，上述行為符合個人信息收集的合法、正當、必要原則。關于信息使用，一般情形下，平臺運營公司向出租車司機提供行程信息、乘客虛擬號碼即可促成交易，但在乘客乘車后拒不支付運費且通過虛擬號碼多次催繳無果情況下，平臺運營公司應當合理披露其持有的乘客其他個人信息，以便出租車司機基于客運合同進行權利救濟。

　　再次，對于科技公司應否承擔張師傅運費損失的賠償責任，法官認為，如乘客拒不支付運費，張師傅應當要求乘客承擔相應的客運合同責任，在客運合同項下，科技公司并無運費墊付義務。在無法明確客運合同相對方情形下，張師傅基于其與科技公司的中介合同關系，要求科技公司提供乘客移動電話號碼，具有正當性和可行性，科技公司拒絕提供，屬于未履行中介人如實報告義務，構成違約。因此造成張師傅損失的，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法官認為，本案二審庭審后，科技公司向張師傅提供了逃費乘客的移動電話號碼，履行了如實報告義務。基于此，張師傅于本案中要求科技公司承擔運費損失賠償責任的訴請不能成立。于是終審依法撤銷一審判決，駁回張師傅的訴訟請求。